[5] 参见国务院2004年3月22日发布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

本次选举法修改以前，城乡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比例最高可以达到1：4[iv] ，也就是说，假设某一城市代表所代表的城市居民的人口数是P，那么某一农民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就可以是P到4*P之间。这里的逻辑有点奇怪，农民开会难道就不是人民代表大会吗？如果一个国家确实是农业国家，那么是不是就不应该、不能够实行人民民主的制度呢？农民居多的国家的人大就应该体现出农民的人口构成、农民的利益关切、和农民的价值观念，这不是顺利成章的事情吗？中国的制度选择是以少数非农业人口占据国家权力机关，却剥夺了大多数人民的政治参与权利，这不符合民主的精神。

(10) 参见【美】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著：《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在汉、舒逊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6月第1版，第14篇 第65-70页。根据选举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县级以上人大在选举上级人大代表时，候选人必须获得全体代表过半数选票，才能当选。--------------------------------------------------------------------------------注 释：(1) 以下简称《选举法》，如无特别说明，是指2010年修法之后的新选举法。新中国选举制度的历史其实比很多其他法律部门和法律制度都要悠久，早在1953年我国就制定了第一部选举法，但是也早早地开创了不平等投票的先例。农民与城市居民的这种区别，无论是作为职业上的区别，还是社会身份上的区别，都不是在选举制度上设定障碍与区隔的理由。

农民代表的特征不是制度化的、固化的身份，而是其立场、选区构成的综合反映。4、对于多元政治和宪政理念的负面影响政治生态本应是多元化的，因为利益永远都是多元化的，或者说纯粹性和同质性必然只是相对意义上的描述。所谓的第二共和指的是新中国，其宪法的终极困境也源于政党国家问题。

政治宪法学显然也承担着某种具有独特性的解释任务。我个人的一个经验观察和基本判断是：中国始自鸦片战争的近现代过程的基本历史目标是立国（国家构建）和新民（理性公民），但这个历史性的建构目标一直未能完成，中国在思想史上仍然类似于西方近代国家创制时期的状况。所谓第一共和指的是1911年缔造之中华民国，它甚至是亚洲第一个现代共和国。今年的《法学研究》第2期刊发了山东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李忠夏的一篇论文，题目是《中国宪法学方法论反思》（以下简称李文），其中将政治宪法学定性为法社会学并予以最为集中的学术批评，而对于规范宪法学则仅指出其基于特定价值的超实证性，网开多面，对于自身之所谓宪法诠释学（解释学）的立场则爱护有加，甚至将部分的政治宪法学内容塞进了解释学的开放性结构之中，比如该文对宪法原则之解释的有关论述就是如此。

而晚近以来关于法学交叉学科研究的逐步兴起也印证了此种局限之真切存在。今天，我仍然是来学习的，如果有一点自己的认识的话，也应该算作是一种汇报。

比如发展中国家必须在宪法学上认真处理如下概念：主权、人民、公民、制宪权、政党、代表制等政治宪法概念，并结合自身的政治经验与自主决断进行选择、构造与调整，这显然是政治宪法学的任务。尽管我与端洪在具体的根本法内容以及所调用的理论资源上存在差异，但对他的基本价值立场和学术关怀则是同情乃至于赞同的。总之，我觉得中国的现代化最为关键的是立国，而如何立国很难被简化为权力限制和权利保护这样的现代宪法学口令及其技术要领，而是如何建构权力的问题。不过，也正是这种解释学带领下的法学扩张带来了与政治宪法学的交锋或磨合，使之触碰到了一个非纯粹的、多元共存的、适度纳入政治视角以便恢复宪法学之完整面目的宪法学世界。

您在多次演讲中也反复申明政治宪法学处理宪制的生死问题。高：宪法政治学？这不太对吧。林来梵版的规范宪法学则有比照理想规范提升文本规范之理想性的意图伦理。那篇论文是对中国1982年宪法的整体结构与精神的解释，充满了政治宪法的理性色彩，我觉得是宪法学界内部学术反思能力与建构能力的一个突出标志。

当然，这种反革命绝对不是革命阵营之外的复辟或颠覆，而是革命者自身通过理性克制革命激情，通过宽容修复文化裂痕，通过宪法建构法治国家，从而达到革命成果的巩固化、制度化和良性转化。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又催生了凯恩斯的国家干预式的政治经济学和侧重经济运行之制度解释的制度经济学。

随着政治宪法学学术影响力和竞争力的进一步增强，以及公法学教育中政治理论分量的加重，甚至包括公法读书会这种知识传播形式的发展与规模化，政治宪法学还是可以具有一定前景的。不过，正道最终是不孤的。

政治宪法学的问题并不是只有中国才会遭遇到的问题。这很容易让我们想起陈老师08年那篇文章里对五大根本法的原则性提炼与排序，李文的原则解释的观点恰好证明了政治宪法学的理论正当性。所谓的两岸统一问题，在根本上是宪法统一的问题，或者说是第一共和与第二共和的制度性综合的问题。所以青年学生里对政治宪法学的接受自然有着种种困难。我倒觉得这种不期然的相遇有助于确定彼此的有效性限度，甚至产生在总体上有利于中国宪法学之思想性提升与解释力释放的某种共谋性分工。08年底，我针对端洪的那篇文章专门撰写了《政治宪政主义和司法宪政主义》一文，并在北航法学沙龙做过主题报告，青年学者周林刚在评议中点到了我的政治宪法学关怀中的时间逻辑，很到位。

我总是认为，政治宪法学是在为他们那一套规范主义宪法学的实践运用打造必要的政治前提，试图用学术的方法消解施米特所谓的一个民族的正当意志与一个封闭的合法性体系之间的不可消解的对立。高：是的，比如有些问题也只有发展中国家才可能是共享的，而发达国家却已经较为成功地解决了。

李文为了确证自身的宪法诠释（解释）学立场，似乎将宪法解释学本身泛化了。相对于端洪的宪法学内部视角，我本人更多地从思想史和历史的双重维度催生所谓的政治宪法学的问题意识。

如果我们拘泥于单纯的技术性准备，就可能罔顾了中华民族的统一大业，也不可能清晰判断出共和建国的时间属性与政治内涵。当然，随着中国宪政体制的变迁以及宪法解释权的分权化安排，狭义宪法解释学的技术性准备显然也是大有用武之地的。

田：您对政治宪法学的初始学术状态以及对陈老师的学术理解与评价相当中肯，我基本同意。政治宪法学并非不关注权利问题，而是认为立国在政治上更加关键，同时也构成最终的权利保护的有效前提。我跟端洪有很深的交流，他并不拒绝宪政的日常化，但他始终在提示我们，制宪权的正当行使是日常宪政得以实现的枢纽和关键，因而构成了宪法学的知识界碑。首先，我国的宪法解释体制是立法解释模式，以法官视角和司法情境为预设的狭义宪法解释学只能提供有限的知识上的支持，而发展一种立法者视角的、重视政治宪法内涵及其经由宪法政治原则之规范生成的立法论的解释学似乎更具有知识供给上的合理性。

还有一个生动的例子，比如林来梵教授将中国宪法中的尊严条款解释为类似德国基本法那样的基础条款，而狭义宪法解释学则以更加忠实于文本的态度将之标定为独立条款。这种将政治宪法学边缘化或干脆开除学籍的做法确实存在可商榷之处。

可是这种拉班德式的国家法实证主义实在不是很高明，基尔克就专门做过批评，认为这种方法将视野收缩到非政治和非历史的法之上将造成法律概念的空洞化，为隐蔽的决断主义打开方便之门。这里有个历史时间挤压的问题。

政治宪法学的问题并不是只有中国才会遭遇到的问题。说到青年学生的接受性，这可能与中国的法学教育有关。

我所谓的政治宪法学就是要从类似于西方的早期现代的问题意识和理论结构中析出，因而是一种时间化的宪制发生学。所谓的转型宪法学不应只是非常政治与日常政治之间的两极跳跃，而应在学术上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对象加以处理，我觉得在这个特定的政治时间里，非常政治已经因为制宪的完成而结束，但宪法上的常态建制又尚未成为一种生活事实，故属于一种转型时间。一项原则的生存意义更是不自觉地体现出政治宪法学的面向。我觉得1840年以来中国的政治与文化精英对于立国之道进行了持久而悲壮的探索，总体而言并不十分成功，我们要承继此种历史责任。

很自然的，我是从思想史来关怀政治宪法学的。您怎么看？ 高：这种二分法只是韦伯意义上的理想类型，并不可能与现实的政治社会的性质完全对应或吻合。

这与国共两党的革命史观甚至自由主义史观都存在很大的差异。不过，这几年自己也确实算是勤奋而努力。

就宪法学现象而言，中国近现代过程中相继出现了第一共和与第二共和。这种误解无疑会对宪法实践之有效展开造成负面影响。